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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历史思考：导致契丹南下军事，经略政策转向的原因是什么？首先，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应历八年（958），周世宗攻下三关后，立刻加强了对三关的军事布防，通过置州、修筑城池与派驻大将，极大提高了后周边界地带的军事防御能力。这使河北地区的防御形势也产生了变化，“周世宗恢复土宇，两河之地并置叁关霸州益津关、雄州瓦桥关、瀛州高阳关，捍御北狄，分重兵守之，西与真定府定州三路军马相为掎角。”

这种“掎角”之势，牵制了契丹南下时的后路，将契丹南下止于瀛、莫二州，使之不能直趋大名。这无疑使契丹丧失了此前在河北战场上具有的战略先发优势。同时三关的丢失，亦使幽州失去了南部屏障。正如苏轼所云“三关相直断华戎，燕蓟山川一望中”，幽州反而完全暴露在三关面前。

此时的河北战局，由原本契丹自三关南下威胁后周，转变为后周反经三关直趋幽州。在军力不济难以夺回三关的条件下，为了防止北宋北征幽州进而挺进草原，穆宗不得不放弃大举南下军事经略，转而将巩固幽州的保守政策继续延续。

此后应历十三年（963）与应历十七年（967），穆宗仅因“宋欲城益津关”而派军南下袭扰，便体现了穆宗的这一政策。至景宗保宁六年（974），契宋间发生的“雄州议和”与景宗“遣使谕北汉主以强弱势异，无妄侵伐”之事，就是对穆宗这一保守政策的延续与发展。皇权危机是契丹建国初期的重要问题，太宗的夺嫡之举及述律后对皇权的限制，使得所谓的合法性问题，埋没在草原传统的因素之下。

无论是太宗还是世宗想要改变传统草原因素对皇权的影响，真正利用皇权来掌握契丹国家，就需要用传统的草原权力争夺模式，在这一背景下，世宗继位后，面对述律后与李胡对其皇权的挑战，世宗选择了继承太宗政治遗产，继续经略河北。但由于用人不当，致北投的汉人军将哗变，导致河北最终丢失。

南下军事经略政策的转向

天禄三年（949），在镇压了内部叛乱后，世宗急需通过南下军事经略，恢复太宗时契丹雄风，以巩固自己暂时稳定的权力。尽管世宗的南下军事经略并没有太宗成功，但也因契丹长期以来具有的军事优势，迫使后周主动议和，北汉称臣纳贡。就在世宗准备大举南下之际，察割之乱终结了世宗的南下之举。

穆宗继位后，虽继续南援北汉、袭扰河北，但无论经略的规模，还是经略的时间或是经略的意志，穆宗都不能与其父兄相比。在高平战前，出于宗主的身份，穆宗积极支持北汉南下夺取中原，并在河北通过小规模的南下遏制后周崛起，以策应北汉的南下。但高平战后，穆宗认识到后周并非孱弱不堪，北汉也无力争夺中原，